人们走过日本东京新宿的一条美食街。（新华社记者杜晓毅/图）
2022年10月1日起，日本至少有6532种食品将涨价，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该国最大规模的价格上涨。
“短短两个多月时间，一公斤苹果的价格已从300多日元（约合15元人民币）涨至800日元。”东京居民伊藤静织也发现，“百元店”里多数商品售价在500日元以上。
日本通胀长期处于极低水平日本数字农业，但物价上涨浪潮让“逃过100日元”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词，从食品、服装到汽车、电子产品等各类消费品均出现价格上涨。
2021年3月，《廉价日本》一经出版便在日本引起热议。如今，其中描述的“低欲望社会”、“日本产品全球最便宜”等现象与现状格格不入，而“日本还能养活自己吗？”这样的令人担忧的论调也悄然兴起。
食品进口价格一年内飙升48％
引领日本这波涨价潮的是粮食和食品。据共同社报道，日本粮食进口价格在过去一年里飙升了48%。
食品生产商和超市只能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也引发了日本社会对食品安全的争议，多年来坚持“以进口为基础”的食品安全政策被认为失败了。
岸田政府的粮食安全战略乏善可陈，仍停留在2020年12月制定的《关于制定经济安全战略的意见》上，强调通过推进贸易自由化、促进粮食进口等渠道“加强粮食安全”，但只字未提“提高粮食自给率”。
“日本的经济地位下降，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从世界各地高价采购自己所需的产品。”日本农林水产省官员杉中淳呼吁考虑“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粮食”等紧急状况，增加国内粮食产量。
2020年，日本以热量为基础的粮食自给率降至37.17%。1965年，这一数字为73%，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金融时报》称，日本83%的小麦、78%的大豆和97%的食用油依赖进口。
但由于日本食品再加工产业发达，农产品年出口额达1万亿日元以上，这给外界留下了日本食品出口规模很大的“假象”。据通产省公布的数据日本数字农业，日本出口食品中，只有四分之一是“本土食品”，其余诸如大酱、酱油、咖啡、巧克力、威士忌等，都依赖进口原料。
日本由于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匮乏，农业生产与美国、巴西等国相比不具备比较优势，其中磷肥、钾肥100%依赖从中国、俄罗斯等国进口。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导致俄罗斯对日本的能源和自然资源供应部分中断。由于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日本农业仍然存在生产效率低下、结构性缺陷深厚、激励机制扭曲等问题。
农业不再具有就业吸引力，大量农村年轻人涌向城市，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农民平均年龄已达68岁。
鉴于农民老龄化严重，岸田文雄政府的粮食安全议程主要集中在“利用创新和数字技术提高生产力”。2022年6月，岸田文雄政府还推出“新资本主义”计划，誓言打造“强大的农林渔业”。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农业古老落后，相反，其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收割机被用来收割白菜、萝卜和大葱，越来越多的喷药任务由无人机完成。通常，无人机作业半小时相当于农民一天的工作量。目前，得益于2003年实施的“下一代农业机械应急开发计划”，日本农业已基本告别了人工作业阶段。
但从已公布的粮食自给率数据来看，日本的粮食安全水平确实不高，这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实施“贸易立国”与“工业立国”并行的发展战略，成为从自由贸易中获益最多的国家之一。
从土地、肥料等农业资源的匹配程度来看，日本发展农业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同时，为缓解与美国等国的贸易摩擦，日本逐步放松对农产品的保护，表面上牺牲了粮食自给率，却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利益。
粮食自给率因“算法”被低估吗？
多年来，粮食安全一直是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是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危机感。
二战以来，日本已颁布了300多条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法律、法令和规章，但大多数日本人仍心存不安。2010年9月，内阁府公布的“食品供应特别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5.9%的受访者对食品供应感到不安。
如今，受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日元贬值等多重影响，日本食品保护主义有所回潮。
“日本低估了面临的粮食安全风险，其推行的粮食战略实际上完全是基于对经济效率和全球贸易的追求。”日本资源与粮食问题研究所代表柴田昭夫就是农业保护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还悲观地表示，“目前的情况是，日本已经无法以合理的价格获取粮食或能源，因此迫切需要改变过度依赖外部世界的战略。”
农业保护主义者的言论难免危言耸听，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可能被低估。各国普遍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计算标准，将“粮食自给率”定义为当年粮食产量（万吨）与粮食消费量的比值。
但日本农林水产省更倾向于将食物重量换算成热量，采用所谓“综合粮食自给率”，两种计算方式存在很大差距。
东京大学农学与生命科学研究生院教授本间正义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学术论文中发现，2008年日本的食品“热量自给率”为41%，但按照生产食品的重量计算则为54%，2014年前者为39%，后者为64%。
而根据“热量自给率”，约有四分之一的剩余、丢弃和未使用的食物不仅没有被纳入计算公式，农民自己生产和消费的部分也被忽略。同时，热量较低的蔬菜也被评级较低。
日本的“热量自给率”另有猫腻，酒类、鲸肉等均未纳入统计。据日本捕鲸协会统计，1962年至2017年，该国每年消费的鲸肉量在3000吨至23.3万吨之间。
日本政府公布的粮食自给率可能被低估，同时，饮食习惯的变化也影响该国的粮食自给率。受欧美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对传统本土鱼类和大米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而大量消费进口的面包、牛肉和大豆油。
大米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人的主食，但日本人的饮食习惯正在发生变化，人均大米消费量从1962年的118公斤下降到2006年的60公斤。
长期的高米价，也导致稻米消费量减少，并形成了鼓励农民不种植过多稻米的特殊农业制度，造成“饥饿市场”，从而使国内市场米价维持高位。
日本农林水产省前官员、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山下仁志 ( ) 表示：“政客们还坚持一个奇怪的观点，即该国应该实现 100% 的大米自给自足。日本政府本应让大米价格下跌以增加对大米的需求，并提高小麦价格以增加产量。”
过度实施农业保护主义，往往导致该国农业生产缺乏国际竞争力，而粮食短缺的忧虑感，已经深入到日本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民族心理。
“海外种植”面积超过1200万公顷
日本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饥荒，1947年至1949年，日本迎来战后第一波婴儿潮，人口以每10年1000万人的速度增加，人口增长带动粮食消费增加。
日本主要从美国进口粮食。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和美国严重旱灾导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美国为稳定国内物价，禁止粮食出口。
每当发生粮食危机，日本都会根据具体的经济社会状况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1973年危机发生时，日本就制定了《石油供需平衡法》、《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日用品储备及扣留紧急措施法》等政策。
粮食短缺之后，日本又重回百多年前“海外务农”的老路。日本“海外务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当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政府长期推行的鼓励生育政策，人口迅速膨胀。
1899年，日本与秘鲁政府签订协议，首批790名日本人抵达秘鲁卡亚俄港，掀起了日本人移民秘鲁的热潮，许多日本移民开始在海外经营农场。
到了1908年，日本开始在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建设农田。二战后，日本将农业投资目标从拉美转向亚非国家。据全球土地交易在线公共数据库统计，截至2017年6月，日本海外农田至少有1200万公顷，是日本国内农田总面积的3倍。
从地理上看，日本国土的85%为山地丘陵，剩余可耕地大多用于种植水稻，出国“海外耕种”成为有利选择。
但“海外农场”生产的粮食和蔬果并未计入日本政府的粮食自给率，而且根据2018年发布的《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日本粮食安全排名第18位，远超中国、韩国等东亚邻国。
日本海外农业具有鲜明的“国家+资本”特征，在外交上，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呼吁各国放宽农业政策，允许海外资本进入食品领域。
日本“国际商务合作团”高举开发、援助和公益的旗帜，往往先派遣农业专家前往亚非拉国家，通过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无偿提供种苗等方式进入东道国敏感的粮食生产领域。
站稳脚跟后的日本开始扶持移民后裔和“亲日”政治力量，其中拥有日秘双重国籍的藤森曾于1990年至2000年担任秘鲁总统。
各大银行、财团紧跟日本政府的外交步伐，日本政府多个部门联合金融机构为民间海外投资企业准备充足资金，为农业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政府也为民间企业提供50%的资金。
农业保护主义依然存在
日本的粮食安全得益于“海外种植”等自由贸易政策。如果保护主义盛行，日本政府和企业将很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找到“海外种植”。不过，日本防卫省海上自卫队退役中将、现任金泽工业大学教授伊藤敏之将粮食自给率下降归咎于自由贸易政策。
“他们只想着经济利益。他们没有为国家安全做任何事。”他还指责历任负责食品生产的内阁部长。
“在国家安全方面，粮食应该优先于枪炮，没有粮食就打不赢仗。”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铃木信博也认为，过度依赖粮食进口，将严重损害日本农业的发展。
不少日本农民还抱怨称，“粮食是国防的关键”，相比花费6.6万亿日元从美国购买147架F-35战斗机，日本政府不愿增加农业补贴。
目前，日本的农业补贴种类至少有470种，农民购买农药、农机、化肥等都会得到补贴，还有农业人才培养、乡村建设等一般服务补贴，居住在山区、半山区的农民还会得到直接现金补贴。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自2017年起，日本农业补贴已经超过农业收入，成为世界上农业补贴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二战后，日本进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济逐步自由化、市场化，但日本农业至今却奉行保护主义政策：日本政府鼓励年轻人从事农业，对耕地的买卖、转用、农产品的销售实行诸多管制，对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本国农业给予高额财政补贴，对进口农产品实行高额关税和进口配额限制。
日本对农业的保护力度远超其他发达国家，农业保护已成为朝野共识。在政见各异的日本国会中，各政党在讨论农业保护法案时往往意见出奇一致，一致认为粮食自给率正在下降，粮食安全面临风险。
农业领域隐藏着各政党不敢忽视的选票，虽然日本农业从业者只有150多万，但农民职业简单、利益共同、又面临国际竞争，因此日本农民更加团结、更加团结，对政治也更加敏感。
“农协”成员稳定、投票率高，始终支持执政多年的自民党。
二战后，日本实行了多年的“中期选区制”，对农村地区更加有利。据日本议会网站统计，1972年，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一票相当于城市五票。1990年，占总人口40%的大城市选民只能选出全国20%的议员，512个议席中有269个来自农村。
在农村，只要获得城市三分之一的选票，往往就能当选为国会议员。“中等选区制”也被指违背“一人一票一票一值”的现代民主原则。1994年以后，日本国会采用小选区、比例代表制，但农村选票的价值仍然很高。2010年，农村选票的价值仍是非农村选票的2.4倍。
在农耕主义政策下，日本不少媒体经常炒作“日本养不活自己”、“外国食品有毒”等问题，给消费者传达“日本食品最安全”的印象。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熊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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